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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机工情报（ID：jg-info）
作者/马彩霞
头图/ITIF创始人兼总裁Robert D. Atkinson
近日，美国科技智库信息科技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报告《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系统分析了中美争端的复杂性。
ITIF是美国最权威的科技智库。其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参与该报告的撰写。此人曾供职于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在本届美国政府也频繁参加国会听证会，其观点在政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 中美争端更为复杂
文章认为，很多人将中美争端与美苏冷战和美日贸易战相比，但是，中美争端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美苏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美日贸易战，日本在许多行业中成为非常强硬的竞争对手和重要的供应商，但对于大多数西方公司而言，日本从来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市场，且双方不是军事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前苏联和日本在经济上没有与美国形成深度融合，因此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例如，美国在与盟国的合作下，对苏联实施出口管制相对容易。而对中国这样做（实施出口管制），对美国而言，将付出更大代价，且更具争议，而且会使美国与盟国的合作更为困难。
在当年解决美日纠纷过程中，美国利用日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迫使日本在半导体、汽车、汇率调整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
2/ 中美经济竞争的四个方面
文章作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维度已超过美苏冷战和美日贸易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市场、供应链、商业竞争、地缘政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电子产品、智能手机、钢铁和许多其他产品的市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供应国，约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5%；中国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中国被视为主要市场。对于苹果、波音、耐克、通用汽车、英特尔、好莱坞、麦当劳、NBA、宝洁、星巴克、高通、沃尔玛等许多公司而言，中国通常是其最大的非美国市场。离开这个市场不仅会减少这些公司的销售额，还会将市场份额让给中国公司或其他非美国公司，从而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竞争力。
中国被视为主要供应国。从长远来看，沃尔玛、戴尔、惠普、耐克、主要的制药公司以及其他依赖中国制造的跨国公司，通常都支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是从短期来看，这些公司需要保持其供应链的运转。
中国被视为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从事信息技术、电信设备、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玩具、纺织和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通常抱怨中国竞争方式是“不公平的”。
中国被视为主要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对手。例如，从军事和地缘政治角度，美国国防部认为，先进制造业的自给自足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
将中国视为主要市场或主要供应国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中美融合；而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公司，通常会支持中美脱钩。
3/ 美国多数行业倾向于中美融合，而非脱钩
ITIF指出，在美国，目前支持中美融合的行业领域比支持中美脱钩的行业要多得多，这是大多数政府和媒体讨论中都未充分认识到的基本现实。这意味着，短期商业利益超过了西方的长期战略利益。
绝大多数行业（10个）将中国视为主要市场，至少还有2个行业（银行；资本市场和保险）正在努力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此外，对于这10个行业中的5个行业而言，中国也是主要供应国。
关于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的规模，以下是几个典型案例：1）在中国，星巴克有4100多家门店，麦当劳有2300家，沃尔玛有430家。2）苹果在中国的收入超过400亿美元，英特尔为200亿美元，耐克为60亿美元。中国是NBA最大的国际市场。3）通用汽车在中国每年生产300万辆汽车，中国占波音公司商业收入的20%以上。
只有四个行业部门当前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传统制造业、IT、国防和美国政府。其中前三个涉及产品制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制造业是中美争端的一个焦点。
4/ 对中美融合的支持会使美国政策制定陷入困境
中美两国在市场、供应商、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四个领域的角力，会使美国政策制定陷入困境。例如，为了保护美国钢铁制造商免受中国“不公平”竞争而采取的征税等措施，会提高美国汽车、拖拉机和洗衣机制造商支付的钢材价格，从而使这些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下降。
再如，对于许多美国最知名的公司（如苹果、沃尔玛和耐克）而言，将中国视为上述所有因素（即，作为主要市场、主要供应商和主要竞争对手）。在这种合作竞争的情况下，短期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很难显现。华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
1）对于英特尔、博通和高通等半导体公司以及谷歌等软件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客户。2）对于许多国家的电信服务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的提供商。3）对于苹果和三星等智能手机制造商、戴尔等计算机提供商、爱立信和诺基亚等电信设备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竞争对手。4）对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而言，华为被视为主要的国家安全风险。但是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债权人或贸易伙伴。
要想制定一个使所有四个方面都满意的短期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谈论中国技术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却很少采取行动。不过，在华为问题上，国家安全和相关政治利益压倒了私营部门的利益。
5/ 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框架
ITIF提出了一个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复兴的战略框架。该战略框架针对中美竞争的四个维度——市场、供应商、商业竞争、地缘政治，每个维度分别提出五个应对方案。
一、市场维度：适应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五种方式
1） 扩大市场。ITIF提出，美洲内部的深度贸易一体化以及强有力的美印自由贸易协议将大有裨益。
2）利用英语优势。讲英语的国家比中国的GDP更高，如果包括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数字会更高。语言优势在媒体、娱乐、软件、法律、教育和其他语言密集型领域创造了重大机遇。ITIF建议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务院做出更多努力，将这些国家联合起来。
3）追求先进科技的应用。ITIF提出，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方面投资巨大，而大多数西方国家还没有相应的政策，特别是民众普遍对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的使用感到恐惧。
4）重新审视互惠。在建立技术与市场准入互惠关系方面，ITIF建议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要坚持基本的互惠规则。
5）集体发声。ITIF建议，企业可以通过商业圆桌会议、行业协会等形式联合起来集体发声以维护自身利益。ITIF还建议，各国应考虑修改反托拉斯法，让西方公司更有效、正式地开展合作。
二、供应商维度：重新平衡供应链的五个步骤
1）要求透明性。ITIF建议，应该要求美国和西方企业公布其在华业务规模的信息，包括收入、进口商品价值、技术转移活动、关键依赖、投资、合作伙伴关系等信息，这样既能提供透明度，又能提供可衡量的数据，以便随时跟踪变化。
2）提供经济激励措施以减少依赖性。ITIF提出，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使生产多样化，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是直接赠款或税收减免等形式的直接经济激励措施，可能会加快从中国转出产能或外迁的进程。例如，日本在今年4月提出，为企业撤离中国提供一半以上的搬家费。
3）利用消费者的力量。ITIF建议，让“中国制造”的标签更为突出，促使消费者做出自觉的选择；此外，可继续利用“公平贸易”（贸易救济措施）和“环境友好”（环保及技术性贸易措施等）对中国施压。
4）推进重点领域的国内生产。ITIF提出，尽管供应链的自给性是复杂和代价高昂的，但随着人们逐渐吸取新冠疫情的教训，在这方面采取一些行动似乎是可能的。例如，美国政府最近提议向柯达提供7.5亿美元贷款，用于在美国生产更多的药品。ITIF建议，对于研发、技能和资本货物投资，各国政府应该提供“更慷慨”的税收优惠。ITIF认为，供应链的自给性未必都在美国本土，还可以与其他国家结盟，就像目前在稀土（与澳大利亚结盟）领域。
5）谨慎使用有针对性的关税和本地含量措施。ITIF认为，这两种措施都很容易引发报复，而且往往具有难以预见的博弈效应。目前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影响存在很多争议，特别是对中间产品（例如半导体）而非最终产品征税，会提高投入成本，从而降低美国的整体竞争力。“买美国货”规定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三、商业竞争维度：确保西方保持更具吸引力的社会模式的五种方法
1）尊重中国取得的成就。ITIF认为，必须承认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教育体系、企业家精神和政府计划的有效性。而且，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也证明，各国可以采取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
2）政府（需求）应成为世界一流的用户。ITIF提出，美国在对技术行业的支持方面，通常缺少的是政府有效使用技术以满足其自身需求。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互联网。美国国防部最初是为了满足其自身对高弹性计算机网络功能的需求，而背后的技术迅速成为当今互联网的基础。
3）保持对人才的吸引力。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汽车和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领域，一小部分人从事大多数开拓性工作。由于英语通常是他们的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因此许多高技能人士更愿意住在讲英语的国家。对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而言，这是巨大的天然优势。ITIF指出，这一优势必须加以培育和利用，以帮助将技术枢纽扩展到美国其他地区。
4）与盟友合作。ITIF提出，在先进技术领域，西方国家应形成同盟，共同抵制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要求。
5）争取时间。ITIF预计，中国人口将在未来几年内达到顶峰，然后趋于平稳和迅速老龄化。这意味着本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国实力的最高峰，而2040年代中国将出现重大的人口挑战。相比之下，届时美国和印度的人口将仍在增加并且相对年轻。
四、地缘政治竞争维度：增强西方竞争力的五种方法
1）优先考虑技术领导力。ITIF认为，需要确保美国公司、大学、政府机构和防务公司在关键领域的研发力量，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太空、生物技术、新材料、网络安全、半导体。美国最近已经通过其“美国制造”网络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了适度的措施。
2）吸引一流的人才。ITIF提出，吸引和留住世界各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对美国的大学、公司和创业精神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确保STEM（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人才输送的成本很低，而回报非常高。ITIF认为，最棘手的问题是对中国学生的接纳该如何界定标准。
3）与印度合作。ITIF认为，美国应与印度结成紧密联盟，以提供人才和市场规模，从长期来看可以赶上中国。通过结盟，许多美国公司可能会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4）降低美国的成本劣势。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降低劳动力成本；二是通过创新和自动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美国，显然后者更可取。ITIF认为，企业自动化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急剧加速，但还可以通过公私合作做更多事。首先要阻止目前过于普遍的对自动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妖魔化，并加大对投资于新资本设备的税收优惠力度。
5）培养价值链思维。美国公司往往专注于从上到下的最终产品的交付和消费，而对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子系统、物流和相关生态系统的整个产业价值链关注不足。中国采取的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历史表明，在价值链中，向上移动要比向下移动容易。许多公司在整个价值链中更多关注了产品形态，而忽视了价值链中的知识和数据的战略性作用，忽视了数据收集和流程管理。ITIF呼吁，联邦经济和商业统计系统应尽快实现全面现代化，加强对数据和无形价值的管理。
以上就是ITIF提出的与中国长期竞争的20个具体方案。ITIF认为，相对于硬脱钩，大多数美国公司都会支持这些方案。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上述方案中，有一些方案美国其实已经在考虑或正在推进，如，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5G通信的研发支持；推进重点领域的国内生产；强化印太战略；考虑为企业撤离中国提供激励措施；推动美洲内部的深度贸易一体化等。
有一些方案，目前未见美国采取相关措施，但是这些方案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且成本不高，如，鼓励企业联合起来集体发声以维护自身利益；利用美国消费者的力量对中国施压；要求美国和西方企业公布其在华业务规模的信息；利用英语优势，把讲英语的国家联合起来等。
报告中，ITIF也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并对美国科技政策作了反思。ITIF主张采取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战略，并建议修改反托拉斯法，让西方公司更有效地合作。
ITIF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使中美竞争从根本上是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ITIF认为，一个新的“伟大游戏”正在上演，但是谁（中美）发挥得最好？本世纪20年代可能是决定性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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